杀戮者的自白

《杀戮演绎》,约书亚·奥本海默. 原文 by 圆首的秘书

p2098942084不久之前,英国电影杂志《视与听》(Sight & Sound)发布了2013年度十佳电影片单。在这个由全球100位影评人共同投票选出的片单中,《杀戮演绎》一举击败《阿黛尔的生活》、《地心引力》、《绝美之城》等等影片拔得头筹,成为年度最抢眼的纪录片。在此之后,该片更是以破竹之势接连拿下二十多个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其中不乏奥斯卡金像奖、欧洲电影奖这样分量足、含金量高的奖项。可以说,各大奖项对于这部影片的认可不无道理;无论是《杀戮演绎》对事实的揭露,对人性的展现,还是其超乎现实的叙事方式和亦真亦幻的表现手法,都足以让人拍手叫绝。

抛开其他不谈,该片的英文片名The Act of Killing当中就暗藏着玄机。一方面,片名中的Act一词本身具有“行为”的意思;而另一方面,这个词又可理解为“表演”。由此,整部影片的主要内容便在这样简单的题解之下显露无遗:“杀戮演绎”,它既关乎杀戮行为本身,也关乎杀戮者对既往行为所做出的表演。这样的“双关”当然不仅仅出现在片名当中,它一直延续,贯穿了整部影片,最终使整部作品都建立在了超现实的基础之上。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对影片如此设置,无疑是独具匠心的。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外国人专程来到印度尼西亚了解那些几乎已经被人忘却的、五十年前的“事迹”,“瞻仰”那些曾经屠戮千万生灵的刑具和刑场时,杀戮者心中会是怎样的狂喜。正是基于这种狂喜,杀戮者对于自身的再演绎甚至不再单纯是一种记录,而是一种几近夸张的炫耀,它饱含了刽子手展示“荣誉”的渴望和流芳千古的诉求。

主人公安瓦尔和赫尔曼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心理之下开始了整个影片的拍摄。1965年,印尼当局被军政府推翻,那些反对军事独裁的人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共产党人”。短短一年之内,超过100万无辜的平民百姓罹难,安瓦尔和赫尔曼则从成天混吃混喝的地痞流氓一夜之间变成了准军事组织的领袖元老。在片中,安瓦尔来到当初行刑的楼顶,对着摄像机兴奋地重现着自己当时是如何用铁丝一点一点绞紧“共产党人”的脖子,如何看着他们死去,又是如何避免血花四溅弄脏衣服的。

当然,表演欲不断膨胀的刽子手们绝不会满足于扮演自己,于是,二人自此踏上了一条他们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过的道路。惊人的转变和内心的分裂也由此开始。当安瓦尔开始变成那些受害者,看着那些场景复原如初,看着自己的头颅被轻易割下,自己的鲜血遭人舔舐,自己的尊严扫地,他的价值便开始崩塌了。在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中,赫尔曼怀抱着一个布娃娃,亦真亦假地为了自己性命不保的“孩子”哭泣,一旁的安瓦尔抄起水果刀,一把戳进了布娃娃的脑袋里。也许这个场景看似荒诞不经,但赫尔曼登时便随着真与假、记忆与现实、自我与他人之间种种界线的消弭而彻底崩溃了。直到影片最后,安瓦尔再次登上楼顶的刑场,尽管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当时他心里想到了什么,我们却看见这位不久之前仍旧意气风发的老人憔悴地望着一个什么也没有的角落,不住地干呕起来。

剩下的还用“演绎”吗?恐怕好演员安瓦尔,甚至坐在屏幕前的观众都隐约看到了点儿什么。《杀戮演绎》就是这样一部亦真亦幻的启示录,正如导演奥本海默自己所说,那些真实存在的东西往往不过是一种幻想,“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这种幻想并没有消失。”从这个角度上讲,《杀戮演绎》既是一个对过去的追问,一场对心灵的拷问,某种程度上更是对仍有些许良知、愿意回归人性者的救赎。然而,天不救人、人自救,也许这时我们应该再回头看一看印尼那些仍然存在的准军事组织,那些极右翼政治势力,那些为了自身利益罔顾人道、狂热信奉暴力到仍然无法自拔的人们——因为,无论是杀戮还是演绎,似乎都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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