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新浪潮(5)

by ICEbergLee

7.“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初,捷共中央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将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这两个职务分开,诺沃特尼辞去中共第一书记的职务,只担任共和国总统。二是选举斯洛伐克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2月,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报纸《人民防御报》首次披露了诺沃特尼1967年底曾经打算策动军事政变,全国上下哗然,诺沃特尼不得不于3月下旬辞去总统职务。 在诺沃特尼辞职一周之后,路德维克•斯沃博达(Ludvík Svoboda)接替了总统职位。5天之后,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宣布捷克斯洛伐克人享有平等地位和自治权;恢复过去那些受害者的名誉,并对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民主化”。此时,共产党正式批准纲领中所宣称的要进行“一场独特的民主共产主义的试验”,也就是后来俗称的“人性化社会主义”。经过一段时期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允许成立其它党派,和它一起参加真正的竞选。这些想法并非原创,但经由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官方机构公开宣布,却引发了政治地震。“布拉格之春”开始了。

纪录片导演卡雷尔•瓦海克(Karel Vachek)秉承着“真实电影”的理念拍摄了《亲和力》(Spřízněni volbou, 1968),记录下了从3月14日到3月30日这段时间内包括诺沃特尼下台、总统选举、作家代表集会等重大政治事件。影片展现了这一时期捷共内部的巨大震动,并在结尾处以一种乐观的情绪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这一年的4月,《严密监视的列车》再度为捷克斯洛伐克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三年两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电影运动就此奠定了其在世界电影史上的传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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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治气候激发了导演们更多的创作灵感。曼佐在这一年接连拍出了两部作品:《反复无常的夏天》(Rozmarné léto, 1968)改编自万楚拉192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三个中年男人的无聊生活,流露出了对社会环境下人个性的消失的伤感;《夜总会的罪行》(Zločin v šantánu, 1968)则是一部音乐喜剧,由作家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Josef Škvorecký)参与编剧,影片以夸张的形式讽刺了政体的腐败。尤拉伊•雅库比斯克改编斯洛伐克作家拉迪斯拉夫•塔日基(Ladislav Ťažký)的小说《背信者》(Zbehove),拍摄了超现实风格的影片《背信者与流浪汉》(Zbehovia a pútnici, 1968),以一战、二战和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深入思考了人类自身的命运。斯洛伐克籍导演尤拉伊•海尔兹(Juraj Herz)摄于这一年的《焚尸人》(Spalovač mrtvol, 1968)是新浪潮电影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影片改编自捷克作家拉迪斯拉夫•福克斯(Ladislav Fuks)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具有反犹主义倾向的火葬场管理人,在二战开始之际烧死了有犹太血统的妻子和儿子。影片中处处渗透着的黑暗压抑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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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完《哭喊》之后,伊雷什接下来编写的几个剧本都因政治性过强而遭到了审查机构的拒绝,于是他的第二部长片直到五年后才得以拍摄出来,这就是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玩笑》(Žert, 1968)。《玩笑》延续了伊雷什在《哭喊》中的风格,利用大量闪回和意识流重组一个人的过去与现在,影片辛辣地讽刺了斯大林主义,同时更进一步思考了个体在历史与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处境。乌赫尔重拾与贝德纳尔的合作,拍出了《三个女儿》(Tři dcery, 1968),影片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社会制度造成的异化是否已经渗透到了宗教之中,人的信仰到底有没有意义。弗拉奇尔依旧坚守着中世纪题材,《蜂之山谷》(Údolí včel, 1968)由作家弗拉迪米尔•科尔内尔(Vladimír Körner)参与编剧,讲述了一段不伦之恋,并隐晦地涉及了同性恋情节。斯洛伐克籍导演埃杜阿尔德•格莱齐奈尔(Eduard Grečner)拍摄的《龙的归来》(Drak se vrací, 1968)改编自斯洛伐克作家多布罗斯拉夫•赫罗巴克(Dobroslav Chrobák)194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以一个寓言讲述了一个人在愚昧的社会里如何赢回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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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6月26日,捷共正式宣布废除对新闻和媒体的审查制度。然而在放松对一切意见的控制之后,捷共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却继续增加。6月27日,作家、新闻工作者路德维克•瓦库利克(Ludvík Vaculík)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千字》(Dva tisíce slov)的宣言,向“工人、农民、官员、艺术家、学者、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呼吁重建政党,成立公民委员会,来保卫并促进改革事业,并提出了其它一些抓住时机脱离共产党控制以推动更多变革的建议。 到了7月,一直关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苏联共产党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认为布拉格的事态正在飞快地脱离共产党的掌控。随后,《华沙条约》组织宣布将在靠近捷克边境处举行军事演习。此时,杜布切克错误地深信他能控制住莫斯科,能说服苏联同志们放心,不用担心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于是,改革仍旧按部就班地进行:斯洛伐克人定于8月26日在布拉迪斯拉发集会;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则定于9月9日在布拉格举行。各地选举代表的情况确切地表明:大会将批准过去的改革,并为未来的进展扫清道路。

然而就在8月21日凌晨,来自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苏联的50万名华沙条约国士兵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首先逮捕了杜布切克和他的高层同僚,随后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迫使他们签下一份协议,放弃原来的部分改革计划并同意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同时,苏联开始对布拉格的改革进行镇压,勒令布拉格开始所谓的“正常化”进程:取消即将召开的党代会,重新实行审查制度,禁止谈论有关《行动纲领》 的一切话题。

群众多次组织街头游行,抗议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们也偶尔为了捍卫改革而举行一些示威活动。然而,这些抗议并不能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10月底签订的驻留条约,使得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合法化。1969年1月16日,布拉格查理大学的一位年仅20岁的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为抗议苏联的侵占,在布拉格温切斯拉夫广场上的国家博物馆门前自焚,并在3天后因抢救无效而身亡。3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捷克斯洛伐克队击败了苏联队,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拍手称快。克里姆林宫方面利用这次契机剥夺了杜布切克的权利,挑选了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接替第一书记的职位,继续“正常化”的进程。至此,“布拉格之春”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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