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新浪潮(6)

by ICEbergLee

8.“正常化”之后

事实上,在苏联出兵侵占布拉格、“正常化”政策开始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电影运动反而进一步高涨起来。导演们纷纷以自己的影片对“正常化”做出回击,新浪潮中一些最好的作品就出自这一时期。绍尔姆的《第七日,第八夜》(Den sedmý, osmá noc, 1969)由兹德涅克•马赫莱尔联合编剧,这部影片可能是对那个年代人们精神状态的最好注解,片中一个小村庄里的人们受到不知名威胁的困扰,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引发了混乱和暴行。同样令人不安的影片还有女导演德拉霍米拉•维哈诺娃(Drahomíra Vihanová)的处女作《被浪费的星期天》(Zabitá neděle, 1969),这部片讲述了在一个空间不明确的偏僻地方驻扎的士兵的无聊一天。

一直与福尔曼合作编写剧本的雅罗斯拉夫•帕波谢克(Jaroslav Papoušek)执导了个人第一部长片《最美的年代》(Nejkrásnější věk, 1969),影片在巨细无遗地展示“日常”这一点上与福尔曼的作品十分相近,不过更侧重于哲学性的思考。斯洛伐克籍导演埃洛•哈维塔(Elo Havetta)在其长片处女作《植物园的狂欢》(Slávnosť v botanickej záhrade, 1969)中对电影史进行了回溯和致敬,影片带有无政府主义式的狂欢气质。以纪录片闻名的斯洛伐克籍导演杜尚•哈纳克(Dušan Hanák)拍摄了《322》(322, 1969),这部呓语般的作品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一个普通的个体身上,努力探究人的存在意义,影片将虚构与记录天衣无缝地融合起来,具有极强的艺术性。无独有偶,兹德奈克•西洛维(Zdenek Sirový)导演的《葬礼》(Smuteční slavnost, 1969)在控诉社会体制之外,也更多地聚焦于普通人如何生存的问题,影片改编自捷克女作家艾娃•坎图尔科娃(Eva Kantůrková)的同名小说。雅库比斯克的《鸟,孤儿和愚人》(Vtáčkovia, siroty a blázni, 1969)展示了当时年轻人的普遍状况,他们不愿长大、拒绝融入成人社会,只想以自身的疯狂来抵挡慌张与不安,影片传达的情绪和《至关紧要的岁月》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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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尼在其新片《一切善良的村民们》(Všichni dobří rodáci, 1969)中,展现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小村庄从二战结束后到苏联入侵布拉格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一个原本纯朴自然的农村,在战后好不容易欢欣鼓舞新生,却又被紧接而来的共产主义迅速赤化摧残,而原本乐天知命的村民也因此开始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这部发人深省、充满诗意的影片将人性的丑陋、自私和悲剧精彩地呈现在近两小时的荒诞剧中。影片在196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与巴西新浪潮领军人物格劳贝阿•罗沙(Glauber Rocha)的《死神安东尼奥》(O Dragão da Maldade contra o Santo Guerreiro, 1969)同获最佳导演奖,并同时获得了技术大奖的特别提及奖。

尤拉切克的新片《为年轻刽子手的辩护》(Případ pro začínajícího kata, 1969)改编自享誉世界的名著《格列佛游记》。这部完成于苏联入侵之后的超现实风格的政治讽刺剧,由于其对极权主义的直言不讳的攻击,在上映后立刻遭到封杀。尤拉切克本人也被永远禁止拍摄任何影片,他成为了“正常化”政策下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直接被开除出电影制片厂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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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拍摄完成的一部分新片甚至根本没有获得上映的机会。曼佐最好的作品《失翼灵雀》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而这部影片要等到21年之后才能够重见天日。更有甚者,博强改编捷克作家卡雷尔•米萨尔(Karel Misař)的小说拍摄的反映学生运动的激进影片《思想改造学校》(Pasťák, 1969),其原始素材胶片被当局封存起来,直到“天鹅绒革命”之后博强才得以完成此片的剪辑工作。

新浪潮导演的努力终究难以抵挡社会的大浪,当局开始大规模禁映之前已经上映的新片以及这几年的激进电影,并解散了各电影制片厂的创作小组和整个电影、电视工作者协会。轰轰烈烈的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由于行政干预戛然而止,这在世界电影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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