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新浪潮(7)

by ICEbergLee

9.分崩离析

苏联侵占布拉格之后,一些导演立刻选择了流亡。福尔曼、帕塞尔、卡达尔、雅斯尼都在第一批离开祖国的导演名单之列,他们或是去美国或是去西德,无非是继续寻求宽松的创作环境以便能继续拍片。

胡萨克上任之后,那些在“布拉格之春”中表现活跃的人都被要求签订声明,放弃过去的言行,并且不再参与改革。大多数人签了字。那些拒绝签字的人被剥夺了工作,并连带他们的子女和亲属一同遭到了社会的遗弃。记者、电视台播音员、作家、剧作家、电影导演和学生领袖,这些在改革中占据了显眼位置的群体,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对这些知识分子实行的“屏蔽”和肃清运动都是由那些下层官僚、警察和党的干部来执行的,他们多半不是那些受害者本人的同事。他们的目标只是要求这些知识分子供认一部分罪过,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控告他们,而是为了羞辱他们,从而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中通过顺从以求自保。 持续的高压政策使得一些原本还存侥幸心理的导演也陆续选择了离开,尤拉切克、涅麦茨、瓦海克都相继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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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曼去到好莱坞之后的第一部作品《逃家》(Taking Off, 1971)可谓是其集大成之作。影片中福尔曼式的元素无处不在:试音选拔、日常琐碎、青少年问题。尤其是试音选拔一段的剪辑手法,与《才能竞技》如出一辙。更难能可贵的是,刚刚移民美国不久,福尔曼就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青少年和家庭中存在的危机。《逃家》在197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委会大奖,为福尔曼在美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后他凭借《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75)和《莫扎特传》(Amadeus, 1984)两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导演中最具国际声望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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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的导演中,有几位仍得以继续拍片。不过他们已不能选择激进的题材,唯有继续在形式上实践自己的美学追求。尽管《玩笑》火药味十足,但身为党员的伊雷什依然获得了继续拍片的机会。他接下来的两部作品《瓦莱莉和她的奇迹一周》(Valerie a týden divů, 1970)以及《玛茹胥佳的星期五》(…a pozdravuji vlaštovky, 1972)分别采用了幻想题材和革命英雄传记题材,但在手法上依然延续了他之前结合闪回和意识流的拼贴式叙事。值得一提的是,《瓦莱莉和她的奇迹一周》改编自“诗歌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维迭兹斯拉夫•奈兹瓦尔写于1932年的同名小说。乌赫尔也是幸运儿之一,但他只能把目光转向二战,《我要是有了枪》(Keby som mal pušku, 1971)以一个儿童的活泼视角回溯了二战。

kinopoisk.ru

一些导演在1975年后陆续被当局恢复执导电影的资格,比如曼佐和弗拉奇尔就是在“令人满意地解释了”他们在六十年代的活动之后重回影坛。 还有一些导演则没那么幸运了。埃洛•哈维塔的第二部作品《野百合》(Ľalie poľné, 1972)连同他的处女作《植物园的狂欢》都被禁映,他因此而郁郁寡欢,寻求酒精和药物,最终在1975年死于胃溃疡引发的内出血,年仅36岁。在西德始终不得志的尤拉切克一直没能再执导筒,1983年他回到祖国,然而社会局势依旧没有起色。就在1989年自由的微风再度吹回布拉格的前夕,他含恨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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