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新浪潮(9)

by ICEbergLee(过往篇目请按作者查看)


11.往昔辉煌难现

1991年4月,国会批准了一项开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法律,标志着新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开始倾向于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然而,大多数斯洛伐克人对这项新政颇有微词。因为相比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状况依旧十分落后,他们依旧需要依靠那些效益低下的国有工厂和矿山来谋生。此时,布拉格的某些商界和政界人士也开始把斯洛伐克看成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从1991年的秋天开始一直到1992年的夏天,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机构的代表们举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斯洛伐克的代表们对民族主义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他们认为斯洛伐克民族的生存正处于危难关头。尽管谈判一直在持续,并且哈维尔一直在努力促成双方达成一致以继续维系联邦制,但是斯洛伐克人暗地里已经在计划着脱离捷克,走上独立建国的道路。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全国议会投票,相应地产生了一面新的国旗、一部新宪法和一个新国名——斯洛伐克共和国。 三天后,哈维尔辞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解体已不可避免,接下来进行的就只剩例行公事而已。11月23日,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了联邦解体的法案。12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和平解体。1993年1月1日,两个新的共和国——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分别成立。同之前的政变一样,两国的分离也是和平演变,史称“天鹅绒分离”(或“天鹅绒离婚”)。

新浪潮时期的老导演以及新生代导演,都在期待着二十多年前电影界自由繁盛局面的再度出现。然而,捷克和斯洛伐克解体之后,捷克电影首先面临了重大危机。由于私有化政策的施行,新浪潮导演最重要的阵地巴兰多夫电影工作室被私人财团收购,同时大量来自欧美一些电影大国的外资注入,电影业不可避免地开始向着商业化迈进。政府出台的新的文化政策减少了对电影业的支持,低预算、低薪酬使得许多导演和电影技术人员失业。巴兰多夫电影工作室私有化之后一直经营不善,难以抵挡合拍片和商业大片的冲击,在2000年一度面临倒闭。后来一位斯洛伐克企业家买下了它,并在2006年新建了一个高14米、占地4000平方米的摄影棚。这间全欧洲最大的摄影棚为巴兰多夫电影工作室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许多外国商业大片也开始选择在此拍摄,终于使得巴兰多夫扭转了它持续低迷的经营状况。

斯洛伐克电影业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洛伐克共和国独立自主之后,大量的外国影片(尤其是美国影片)涌入斯洛伐克国内院线。虽然此时斯洛伐克完全不存在电影审查制度,但是国内的电影人很难找到足够的资金去筹拍一部长片。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斯洛伐克本土出品的电影每年只有一至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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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生代的希望

即使是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解体之后,两国的导演依然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他们一起讨论剧本、共同寻找投资,在各自本土的电影业举步维艰的时候互相帮助对方,希望能度过难关。政治变动和民族对抗并不会阻碍电影工作者们的相互扶持。更有甚者如雅库比斯克,早已从他在斯洛伐克的老家迁出,移居到了布拉格。

纵然电影院里充斥着制作精良、夺人眼球的外国大片,实际上,捷克和斯洛伐克本土的观众依然期待着国内的电影人能拍出好作品。他们更愿意听到片中人物说着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的对白,也更愿意看到银幕上呈现的是带有本国风情的、令他们倍感亲切的日常琐碎。于是,本土电影虽然拍摄艰难、产量下滑,但在国内的票房却往往不会比那些引进的外国大片逊色,有时甚至会超过它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捷克共和国最好的新生代导演扬•斯维拉克(Jan Svěrák),他拍摄的电影就常常在本国票房榜上屡创佳绩。他的《光纤电人》(Akumulátor 1, 1994)在票房上击败了同年的大热影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1994),《柯里亚》更是从《泰坦尼克号》(Titanic, 1997)手中抢走了票房榜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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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影坛也没有遗忘捷克电影。《柯里亚》在1997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将近三十年之后为捷克电影重塑辉煌。同年,福尔曼的《性书大亨》在柏林电影节拿下了金熊奖。新老导演相继获奖,印证了斯维拉克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捷克电影没有死去,也不会死去。”

《柯里亚》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88年的布拉格。由导演扬•斯维拉克的父亲兹德涅克•斯维拉克(Zdeněk Svěrák)扮演的男主角路卡以前是乐团的乐手,现在只能靠为殡仪馆伴奏和修补墓碑为生。困窘的生活让他不得不答应与一位苏联女子假结婚以获得报偿。苏联女子借着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结婚,转道投奔西德,同时将五岁的儿子柯里亚丢给路卡抚养。路卡觉得柯里亚的到来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但是他又必须应付警察对假结婚的追查以及敌视苏联人的母亲。在相处过程中,路卡和柯里亚这对并无血缘关系、语言不通的假父子却逐渐对彼此产生了依赖。1988年正是东欧时局动荡的时候,影片在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上显然也有着政治和社会隐喻等方面的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兹德涅克•斯维拉克同时也是本片的编剧之一,而他的演员生涯也正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新浪潮的黄金时期开始的,他参演的第一部大银幕作品便是曼佐的《夜总会的罪行》。在扬•斯维拉克迄今为止导演的大部分电影中,兹德涅克•斯维拉克都有参与编剧或演出,其中《青青校树》(Obecná škola, 1991)、《柯里亚》和《酒瓶回收》(Vratné lahve, 2006)这三部影片奠定了扬•斯维拉克在当今捷克影坛的重要地位。扬•斯维拉克的作品风格质朴,有很强的生活气息,同时也将大时代背景融入其中,且多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可谓很好地沿袭了曼佐在新浪潮时期导演的电影之中的小市民喜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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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新生代导演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马丁•舒利克(Martin Šulík)。他与扬•斯维拉克一样,都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踏入电影界。舒利克的作品在题材和风格上涉猎广泛,既有像《花园》(Zahrada, 1995)、《世界图解》(Orbis Pictus, 1997)、《风景》(Krajinka, 2000)这样采用奇幻笔触思考尘世意义的作品,也有如《我所爱的一切》(Všetko čo mám rád, 1992)、《工人阶级的英雄》(Sluneční stat, 2005)、《吉普赛》(Cigán, 2011)这样反映婚姻问题、就业问题以及民族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舒利克的电影涵盖了新浪潮的现实主义诉求和超现实风格,可以说是新浪潮电影最好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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