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主义阴影下的中国政治

“一个人能向过去看多远,他就能向前看多远。”

————丘吉尔

根据空间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地划分出历史、现实和未来,将之放在文学创作中来看,可简单划分出历史题材小说、现实题材小说与未来题材的小说。最后一种,常称之为“科幻”。读史明智,而对现实的“再生”更是被看做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表现,唯独“科幻”往往沦为廉价娱乐的代表、严肃文学的弃儿。可是人类在面对历史的灰尘与现实的荒芜时何尝不想去探寻未来的星空呢?不管它是乌托邦的花园还是敌托邦的沙漠,未来被赋予者的幻想所绘制。1991年王力雄创作了小说《黄祸》,九年后在《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华语小说100强时,它位列第41位,在它前面不远处是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黄祸》这部创作于世纪末的政治寓言小说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洪水肆虐、邪教横行、政治动荡的中国社会。南北战争、核子浩劫、人口大迁移,如此奇怪又令人咋舌的想象力,既在解构国家神话,又在后设历史迷思,在惊心动魄的末世画卷上渲染出一场“世纪末的华丽”。

八九之际的那场浩劫,促使王力雄创作这部小说,同时也是小说故事的原点。这个原点、这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一方面宣告了49年以来“家天下”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标志着新时期“党天下”的重建。强人退位、新贵登场、信仰崩塌、价值解体,世纪末乱象丛生。从强人政治到集体极权的历史转轨,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新一轮的专制。《黄祸》的悲观主义来源与其说是对这场民主运动被扼杀的愤怒,不如说是对即将开启的新权贵时代的失望。《黄祸》的主旨不是反思,而是预言,当然,预言之中有反思,而反思之外也有预言。

王力雄真正想做的是给专制政体下病危通知书,给共产主义乌托邦祛魅,就像奥威尔、赫胥黎所做的一样。不同于奥威尔、赫胥黎关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巧夺豪取,王力雄更关注强制国家机器的暴力癫狂。小说中的人物上演着一幕幕的“剧场行为”,政治人物的升迁、保位、“避难”;知识分子的迷茫、被迫害、恐惧。现代制度的扭曲,一面是哗众取宠的小丑,一面是面目可憎的怪物。当这些“剧场行为”荒诞地上演时,面对着无聊的小丑和可怕的怪物,王力雄选择了用暴力解构。国家主席被暗杀、国家军队化、宗教势力的崛起,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传统极权政治的下台却将中国引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中。对于王力雄来说,他对中国专制政体的解体是悲观的,这不是靠外力与政治变动就能解决的,它涉及到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几千年的专制,让中国联邦制的梦想化为泡影,小说中对中国未来联邦制的构想是美好的,但连王力雄自己也不相信它能靠一场运动或者几名领导人的更替抑或是几场局部战争来解决。在未来中国,新的专制政体将重新崛起,告别“党”、“共产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话语之后,全新的舞台将搭起,老演员又换上新戏服闪亮登场了。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政体面前,当全新的“国家–社会”理论携意识形态的滚滚洪流涌来时,旧思想与新思维结合的更加强大的极权社会出现了。王力雄最后制造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全球大迁移来促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最终解体。如果不能彻底解体,这种民族精神就永不会被舍弃。几年后,王力雄在《递进民主》中为中国指出了道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后极权时代不是旧专制主义者的审判大会,也不是新理想主义者的假面舞会。《黄祸》中,王力雄所设计的人物均侵染着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管是渴望到达权力之巅的王峰,还是怀着极强民主自由思想的石戈,最后无不被残酷的现实所击倒。石戈最终不得不依靠烧掉国家的机密文件来取暖,登上天安门望着那早已散落在地上的“开国领袖”画像中浑浊的双眼,直至最后消失在空荡荡的北京城中,对石戈来说,他身上还残留着许多在那场失败运动中消失了的理想主义色彩。王峰则是石戈的反面,对权力的渴求,让他最终丧失人性,用核弹攻击台湾,以迫使台湾停止协助南方联盟的军事行动。王峰与石戈在政治最高层轮番上演着中国后极权时代的最后大戏。同样,在民间,王力雄又塑造了欧阳中华与陈盼两个人物,他们本来同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一对恋人,但核战之后的欧阳中华却渐渐变成了一个残暴的独裁者,而陈盼坚持的所谓“理想”也最终被现实粉碎。小说结尾,陈盼被食腐尸后精力旺盛的流民轮奸,这种悲惨的结局留给了整部小说中最具受难精神的主人公。

王力雄刻意地将理想主义用现实的车轮碾碎,是对历史悲剧复沓的悲观预言,轮回的宿命在葬送着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而每次要更进一步的努力,其结果不过是又回到了结构发生学意义上的原点。中国人不缺乏受难精神,但在专制政体、大饥荒面前,人性的尊严被迫让位于野性。饥饿与恐惧将人变兽,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与道德准则原来建立在那一小点的粮食上。当商品大潮袭来,对利益的追求,时代精神堕落于金钱与权力的陷阱之中,王力雄敏锐地预见了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那里将不再会有理想主义者的栖息之地,只会苟活着一群群双眼发着红光的逐利者。

小说中被消解的“国家–民族”概念是王力雄对马克思历史观的一次另类证明。马克思用“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来消解“国家–民族”的存在基础,而王力雄在对“共产主义”祛魅之后,用极端的未来科幻剧来宣告“国家–民族”的破产。对土地的占有和共同的生活信仰是“国家–民族”得以产生的物质、精神基础,王力雄却对这种基础产生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如果地球是全人类共有的家园,那么将不同的人禁锢于不同的土地之上,小部分人占有绝大部分的优质资源,这些现象的出现本来就是“反人类”的。大迁移不仅是用“人权”对抗“主权”的极端行为,又是对“国家–民族”这一现代国际关系基本概念的彻底颠覆。当发达国家的枪炮对准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难民,人类几千年文明的道德准则原来是如此脆弱,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利益”二字。“国家–民族”概念的主体性特征,对他者的排斥,使其往往在道德的悖论中作茧自缚。当今西方世界对待非法移民的态度正验证着王力雄的预言。对于非法移民,人道主义要求与“国家–民族”要求相冲突,西方世界的选择,让他们将“文明”的假面摘下,最终选择了屈从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原则。王力雄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冷酷的,因为当为“利益”服务的“国家–民族”成为了利益取得的障碍时,这看似高尚的两兄弟就会变成过街的臭老鼠,人人避之不及。国家利益与民族主义的狼狈为奸是那场运动中留下的最惨烈的历史教训之一,王力雄可谓感同身受。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必将成为统治者愚民的有力武器,在国家概念消解之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就随之成为泡沫。几年之后,9·11发生,北大清华的学生居然组织上街游行庆祝,这时,王力雄看似偏激的观点却显得如此正确:根本上来说,任何借助现代国家理论包装起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反人类的!那么人类需要一种什么概念来取代被消解的“国家”与“民族”呢?王力雄的看法同样悲观,人类几千年文明抵抗不住几天的饥饿,只有利益才是永远的。为什么我们要抵抗侵略者?因为他们侵犯了我们的利益,而不是“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小说中,中国与日本在东北成立经济合作区,这一有损“国家–民族”的举措得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对双方都有利益,毕竟爱国主义不能当饭吃!王力雄的极端看法在于他对极权主义控制下的权威意识形态的不信任。当“异端”的学说出现,人们的身体里就会本能地产生抗体。

更让人吃惊的是,王力雄在对后极权主义政治提出质疑的同时又对西方民主制度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美国面临“黄祸”时的态度转变,呈现出美国式自由的内在虚伪性。回顾20世纪世界历史,人类曾经引以为豪的三股进步浪潮在小说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全部被证明只是外表光鲜、外强中干。共产主义制度号称消灭了阶级达到人人平等,可实际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均不可避免地走向独裁,并制造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独立革命本是摆脱控制,自己当家做主,可是却扶植起贪婪的利益集团,国家经济反而倒退;西方民主则是拥有“最完美”、“最文明”的制度,可总是充斥着虚伪与谎言。王力雄无疑是将这些制度的缺点进行了无限的放大,并在极端条件下提出质疑。但既然有缺陷,人类就不应该停止追求的脚步。

《黄祸》中还深刻地探讨了“两极格局”解体之后的世界局势。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完成的小说,不可避免地要对之后的国际形势进行预言。事实再一次验证了王力雄的预言。当制约的力量消失,寻求扩张的权力不再有阻碍,“两极格局”下的“冷战”过渡到“多极格局”下的“热战”,世界更乱了。小说中中国多次巧妙地利用这种脆弱的世界格局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最终美、俄核战直至核冬天的来临,王力雄对这种世界格局的悲观、怀疑已经走进了“末世论”的死胡同,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

《黄祸》中王力雄的历史观在某些细节处巧妙呈现。石戈在核冬天的冷风里将最后一捆机密文件当做了燃料,那些文件均是保留着历史真相的证据,现在它们与历史真相一起永远化为了灰烬。60年的共和国史,是一种断裂的延续,当敏感年份被隐藏、敏感人物被抹去,我们的历史成为了一块块残缺的拼图。人类不需要活在历史之中,他们只需当下,只关心如何“活着”。王力雄对历史的解构态度再一次让读者心寒,它只配做燃料,在现实面前毫无用处。如果理解了王力雄的苦心,我们又会觉得他是如此善良。在一个早已淡忘自己历史的民族,或者说一个无法知悉自己历史真相的民族,在毁灭的一瞬间,他们会想起什么呢?“六四”作为过去、作为历史,终将被遗忘,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牺牲者,他们的存在意义在哪里?有一首歌叫《龙的传人》,每当听到它,我就会想起20多年前,在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人们高唱着这首歌的情景。如今它以不同的演唱者、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意义与价值重新回响在我们耳边,不禁让人唏嘘。好在它的最后一句歌词没有变“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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