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动的尘埃

90年代初的巴黎,夜店里的年轻男女伴着迪斯科音乐尽情舞动。罗宾·坎皮略的《每分钟120击》中,曾多次用这些画面做转场,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还属那些反复出现的灯光里飞舞的灰尘。这是一种丁达尔现象,灰尘其实在夜店的空气中一直存在,它们悬浮其中形成胶体,只有强光通过时才会因为颗粒对光进行散射被肉眼所辨。

《120》故事中的人,就像这些尘埃。他们都是最普通的巴黎居民,有学生,有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有孩子,有母亲;平凡的生活或许不易,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却也有自己可以爱的人,已是珍贵。直到有一天,一束强光的出现,打破了平静,原本隐形的普通人,纷纷站了出来——这束强光,就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世界范围内的爱滋危机。

ACT-UP全称”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艾滋病患者联合起来发挥力量”),也可照缩写直译为“行动起来”,于1987年3月在纽约的同志社区服务中心成立。是年,全世界范围内因艾滋病而死亡的病患达到五十万例,之后短短几年内此数字成指数型增长:1988年达到80万,1989年120万,1990年170万,1991年240万,1992年330万,1993年470万,1994年620万,1995年达到820万。用“瘟疫”二字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

坎皮略和另一位编剧Philippe Mangeot都是当年巴黎ACT-UP组织的成员,故事也自然由新加入的成员逐渐深入到活动中这样一个外来者Nathan的视角展开——就像一副望远镜,站在远处可以看到组织内形形色色的各种人:有理智但偶尔也因此显得软弱的组织领导Thibault,有内向但性子刚强的女性组织者Sophie,有热情直爽喜欢跳舞的Sean,还有因为儿子感染而一起加入的Jeremie的妈妈等等。电影中有意地隐去了每个人的职业、在社会中本来的身份——只有在一小段对话中偶然提及了几人。从始至终,观众也不知道Sean到底靠什么生活,也不知道Nathan平时在哪里上班——只能通过一些细节推断出Nathan的工作还不错,经济收入尚可,可以负担和Sean一起的住房。

这些人平时在ACT-UP以外的身份,显然不是坎皮略想要描绘的侧重点。“你是做什么的?”Nathan这样问Sean,“我是艾滋病毒阳性,仅此而已”,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没错,在ACT-UP,只要加入,就要默认自己是以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样一个身份存在于社会。这也是80年代末ACT-UP可以迅速集结起来开展各种行动的最直接原因——它和其他的社会运动团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没有时间了。2012年的纪录片《瘟疫生存指南》拍摄的是纽约ACT-UP,当时在世界各地,病患们面对的困难是很相似的:科研进展迟缓,特效药几乎没有希望,疫苗更像是天方夜谭;能延缓病情的药昂贵且难以获得;新药无法在本国合法购买,药监部门审查极为缓慢;医院拒收病人,保险拒绝理赔,甚至在死后也难以获得安葬的权利… 于是,爱滋危机当中,政府的不作为、社会的冷漠与排斥,让每个人都被迫成为许多不同的角色:他们需要变成研究者,自己找来国内外的最新科研期刊阅读,以了解哪里有合适的新药;需要变成医生,自己严格掌握检查和服药的时间,了解自己的T细胞数量;需要变成护士,帮忙照顾患病的家人,早期是服药点滴,晚期更是所有的起居;最后,他们还需要变成社会活动家,站在聚光灯下,站在人群里,放下一切,为自己和同僚呐喊,争取活着的权利。

以上诸多生活上的困难,电影的前半部分并没有侧重展示,而是通过各种抗议活动以及每周例会上事无巨细的讨论来说明情况进展到了哪一步。一开场,就是一个ACT-UP打断报告会的段落,他们冲进会场,占领舞台,大声疾呼政府的不作为,还情急之下用手铐把领导铐了起来;数日后,他们又来到制药公司,来了个血腥涂鸦,指责对方在研制药物方面的迟缓和过程的不透明,现场一片狼藉直到警察出马。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对于ACT-UP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组织成员暴力入场、毁坏公物、严重还会危及人员安全,是非常冲动的一群人。而《120》给了我们一个深入内部一点一点了解他们的机会。所以片中看似繁复冗长的讨论段落,是塑造人物并为后半部分铺垫的必要组成。这些对话是坎皮略擅长写作的,亲身经历是其一,对角色真正的关怀是其二,他给了许多不同的人出场说话的机会,有些犀利聪明,有些又像是无谓的争论,可是他都放进了最终的片里,就像真的在纪录一次例会一样,让人想起怀斯曼的一些电影,在看似普通的纪录中慢慢塑造人物形象,最终的目的是关怀。观众和Nathan一起旁听了数次会议之后,不仅了解到身边的人在社会活动家以外的身份,更在各种大到暴力是否越界、小到海报宣传标语的激烈讨论中,认知到一场社会运动它的每一步、每次集结都是思想激烈碰撞的结果,想要获得成功绝非偶然,需要每个人哪怕最微小的参与。

在ACT-UP来到巴黎的一所中学,中断了讲课、给同学们散发艾滋病普及宣传资料后,Sean给了Nathan一个吻,此刻虽然学校的小广场上挤满了人,但仿佛全世界只能听见Nathan一个人扑通扑通的心跳声——爱情无果又怎样?生命说不定比它还短暂。两个人的情欲戏热烈又真实、私密,电影的角度也在此时从望远镜变成了显微镜,镜头下由群像变成了Sean和Nathan两个人。而此时Sean的病情也急转直下,因为身体无法坚持他不得不退出了ACT-UP的活动,唯一的联系成了病房内的电视和每天来看望他的Nathan。此时演员的细致出演和容貌变化,变成了我们眼前的全部:Sean灵动的大眼睛一天天凹陷,目光变得黯淡,身体逐渐从瘦削变得骨瘦如柴,直到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只能躺在病床上靠输液延续生命。

对观众来说,目睹一个年轻又热情的生命逐渐消逝,是残忍的,而Sean也没有带着笑容离开,他没能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这或许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来说最绝望的事。这种绝望,蔓延到了电影最后的十几分钟令人难以脱身:Sean的母亲是在最后这里才第一次出现的,她温柔、低调、话少,儿子半夜离世后她也很快接受并马上开始安排后事,完全没有想象中应该会出现的悲恸——她早已料到这一天的到来,或许已在脑内想象好到时会怎么应对。而这种无言和平静,更加重了电影尾声中绝望的气氛,让我不禁想,坎皮略本身对当时ACT-UP的行动是怎么看的?

当然,电影本身的基调是带着回忆的光芒、如梦似幻、热情而无畏的。但ACT-UP到底成功了吗?它在纽约成立的初衷,是“终结爱滋危机”,那么现在看来,这个目标的确达到了。在鸡尾酒疗法显著降低艾滋发病率以后,ACT-UP时至今日已经不算是一个活跃团体,更多的艾滋机构的平权运动侧重回到了婚姻平权与政治平权。其实从Nathan加入ACT-UP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他在一次聊天中提到自己是因为一位前任感染后失去了联系才加入的),其实这个组织本身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小资的:它考虑的是某种特殊身份人群的特殊性和劣势,以此来获取其他人群的同理心和认同感。可是以此为基准展开的社会运动,迟早都会陷入同一个瓶颈,那就是人的身份是可以无限细分的,比如黑人要求平权,黑人中还分成男性和女性,性别也需要平权,这样细分下去,只会让人群的内部产生矛盾,让组织成为一盘散沙——这在电影里也有刻画,ACT-UP的矛盾似乎很大程度都来自内部领导人的不合,而不是医药公司或者政客。如果真的是利用其他人群的同理心,总有耗尽的那一天:Nathan如果没有和Sean在一起,很难说他会坚持到行动的哪个阶段;而对于更多普通的人来说,不管是出于同情还是道德上的考量做出的支持,都会在“我的生活也有很多困难,实在是无能为力了”那一天无奈抽身,因为这个社会是这样运作的,站在金字塔顶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享受万贯之财,而涉及到生活最细微方面的困苦,承受者是每一个普通人。

一个社会活动团体,它最终需要挑战的是制度本身,而这种挑战,仅仅靠很特殊身份的一小群人是很难做到的。几年前英国有一部电影叫《骄傲》就是个很显然的例子,当时的英国不论是工人罢工还是同志平权都遇到了不小的阻碍,直到两个团体开始合作,才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效。这对ACT-UP来说也是一样,纽约的总部在活动后期也分为了激进派和求和派两个派别,组织的行动其实已经很难顺利展开了,是科研产生了突破才终结了这场危机。但时至今日,即使感染艾滋病毒可以靠药物控制,并不意味着会马上恶化,但稀缺的资源(只有极少的工厂可以生产)、高昂的价格、复杂的医保制度都让许多人无力承受。这听上去和其他绝症患者的待遇并无二致了,而这正是急需团结更多非艾滋患者群体的原因,因为最终需要挑战的,是以“保护专利”为由而限制药量提高药价以帮助药厂牟取高利润的法律,是帮助保险公司制定霸王条款不予理赔的法律,是这个金钱至上的制度。有人说《120》的前后两段从社会运动变成了两人关系,视角收窄了,其实这正和ACT-UP本身的性质有关,它没能在社会运动上更拓宽一步,而作为一个外来者的坎皮略来说,从积极参与到努力拯救一个生命的过程正是很多人的经历。他或许并没有对ACT-UP当时的策略有鲜明的态度或评价,只是遗憾Sean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但电影的整体结构和走向正说明了这种遗憾的根源所在。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故事吗?它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朴实无华地记载了一群人的一些对话和行为。但是,如果没有《120》,很多年后,或许会听到有人说,“我以前也是ACT-UP的一员,我记得有个成员,叫Sean,死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了一个会议现场,当时场面很震撼,那些官员都吓呆了…” Sean或许是因为成为了一坛死后也继续呐喊的骨灰而变成人们记忆里的斗士,但对罗宾·坎皮略来说,拍摄本片复刻了这些鲜活的人生,Sean“是女王,是战士,热心肠,他是最有勇气的人”,电影把青春最美好的一面永远地定格在了银幕上。而对我来说,《每分钟120击》会是很长时间以内最难忘的一次电影体验,自己或许一生都无法有这样的机会为自己为他人毫无保留地斗争,但能随着影片,和他们在90年代的巴黎轰轰烈烈地度过这两个多小时,看到最卑微的尘埃也会发光,看到化成灰烬也要高声呐喊,看到自己手里的力量,没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振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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