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

四月三周两天,2007. 原文 by 圆首的秘书

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该政策禁止离婚,并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又颁布法令,称节育和堕胎均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甚至妇女月经期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执法者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如被查出,便会受到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故事恰好发生在21年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大学里。在影片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女主角欧蒂莉亚到底在忙些什么:她似乎正在帮嘉碧塔做一件什么事情,但又不得其详;去见了男友,并告诉他晚上可能参加不了他母亲的生日聚会;辗转在饭店定下了一间客房,本想定三天但囊中羞涩;尔后又去见一个叫做贝贝的男人。直到欧蒂莉亚和贝贝来到定好的客房面对嘉碧塔坐下并进行一番对话之后,我们才终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欧蒂莉亚帮嘉碧塔做的,正是整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寻医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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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性和谎言
对嘉碧塔来说,堕胎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堕胎本身,而是钱。归根结底,嘉碧塔不能顺利堕胎的原因其实是她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抵偿贝贝先生为之堕胎——如果以“四月三周两天”计算,则应该叫做谋杀——的风险。其实,两个家境十分普通的女大学生缺钱似乎是理所应当,但随后我们便发现,缺钱的不只是两个大学生;贝贝先生也并不富裕。后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好像也不止缺钱。80年代以后,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共为了还清外债,极力缩小进口、扩大出口,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的农副产品抵了出去,而这笔外债直到1989年才算还清。在电影中,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有意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幕:贝贝先生在随欧蒂莉亚到饭店之前,先开车回了一趟家,快到门口发现自己的老母亲坐在门口。问及原因,母亲说是为了替邻居排队买糖,回来发现门被风吹上了。由此可见,钱物两缺、物资匮乏已经成为当时波及罗马尼亚社会各个阶层十分严重的问题。

终于,我们来到了问题的起点:嘉碧塔缺钱,贝贝先生也缺钱——人性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暴露出来。人们往往称贝贝是个披着郎中皮的禽兽,喜欢对他的恶行大加鞭挞;但,一个十分理性的医生在这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物质利益的情况下,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快慰,还有什么选择余地?反倒是,欧蒂莉亚的失身很大程度上应该对嘉碧塔其人产生怀疑:她到底为什么对贝贝说欧蒂莉亚是她的姐姐?同学向她推荐贝贝先生的时候,难道她不是对各种条件心知肚明吗?难道她不是为了自己口袋中并不多的钱而牺牲了欧蒂莉亚的贞洁吗?

毋宁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表面上的对善和恶的价值判断已经不足以形容人们的手段伎俩和心中的真正意图了。出于对“弱势者”的同情,我们会对贝贝先生严加指责,会对嘉碧塔心存怜悯,但恐怕他们还都当不起这些评价。只有欧蒂莉亚,她先是牺牲了参加男友母亲生日聚会的时间,而后冒着坐牢的风险帮助嘉碧塔把贝贝先生带到饭店,而后在行经期为了室友失身,接着又在黑夜里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把胎盘丢掉了垃圾站。无论是出于同为女性的同情,还是出于共处一室的友情,欧蒂莉亚无疑展现了人性当中最光辉、最母性、充满了爱的一面,似乎已经完全超越了当时那个社会所能承载的一切现实价值,尽管她的爱时常是体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三种人和一盘肉
世上有三种人——当然,我指的是当时的罗马尼亚——男人、女人和公职人员。这样的分类并不旨在区分他们的生理差距,而是要区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状态。从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教室门口的接待人,到饭店的女前台、长相酷似齐奥塞斯库的前台经理,所有这些人的特征并非有些人所说的“官僚化”,而是“职业化”。各种行业的各式规定把人框定在一个范围内,久而久之使他们失去了情感而成为职业的附庸。他们在城市当中占据要职,有着稳定的工作,不用担心被分配到乡下,因此也就往往“高人一等”。在他们之下,才是那些在身体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和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年轻女性。导演在这部影片里着力刻画的两个男性角色——贝贝和欧蒂莉亚的男友,实际上都是性情温和、顾家敬业的好男人:贝贝对患者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医嘱时轻声细语;艾迪对女友也十分不错,言谈举止间给人感觉充满了爱。但是,当贝贝面对没有钱的嘉碧塔和欧蒂莉亚,艾迪面对女友怀孕会怎么办的问题时,他们却双双偏离了好男人的方向。毫无疑问,是毫无自由且极度不公的社会制度站在了人性的反面。试想,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堕胎的有关规定,贝贝会做这种生意吗?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规定夫妇结婚之后必须要生四个孩子,那么艾迪还会为责任问题在女友面前如此闪烁其词吗?也许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人性的反面是制度。这种解读很可能是“对丑恶的男人的丑恶的辩护”和“故意将电影政治化”。那么让我们返回欧蒂莉亚手捧嘉碧塔四月三周两天的孩子快步行走在黑暗小路上的那个夜晚。手里这个不久之前还是个正在孕育着的生命的东西使欧蒂莉亚恐惧不已;如果处置不好,自己连同室友和医生都将被投入监狱至少十年。而伴随着这种双重恐惧的,还有一个夤夜里怎么也甩不掉的高大威猛的男人。所有这些无疑可以深深嵌入她的记忆,构成欧蒂莉亚一生当中最恐怖的夜晚。最终,她爬上了一座公寓,趁人不备将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胎盘扔进了垂直的垃圾通道。

一阵瘆人的叮叮咣咣,接着一声闷响,这个东西终于落地。欧蒂莉亚返回饭店,却意外发现嘉碧塔并不在客房里。几经寻找,发现她正在餐厅准备就餐。欧蒂莉亚眼见侍者从对面的喜宴托来了一盘牛肉、猪排、肝脏和骨髓,二人盯着这盘东西,沉默良久。惊于匮乏?惊于骨肉?影片在这里的戛然而止。相对这些眼神和情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正如一些评论提到的,“难道禁止堕胎不是人道主义?”嘉碧塔的男友为何如此坚定地要和她分手?她与未出现的男友两个人在整个堕胎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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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四月三周两天》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当届金棕榈。无比沉稳的长镜头、行云流水的叙事、精确的构图、悬念的营造以及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深刻揭露,凡此种种,都使这部电影成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巅峰之作。现在想想,无论是贝贝为嘉碧塔作探针时的疼痛感,还是欧蒂莉亚在男友家与众人围坐一桌时的紧张和不安仍然让我记忆犹新,可见影片带入感之强,而作为克里斯蒂安•蒙吉的第二部长片,《四月三周两天》还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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